西安音樂學院管弦系官網(wǎng)

西安音樂學院管弦系的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弦樂教研室，后于1956年成立了鋼琴-管弦系，1980年恢復西安音樂學院建制后，真正意義上的管弦系誕生。      

經(jīng)過幾十年的建設發(fā)展，管弦系目前有主科教師50余人，開設專業(yè)方向：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單簧管、低音單簧管、雙簧管、大管、薩克斯、小號、圓號、長號、次中音號、大號、打擊樂、豎琴、古典吉他共18個專業(yè)方向。設有小提琴、大提琴、木管、銅管、打擊樂、室內樂6個教研室；交響樂團、交響管樂團兩個教學實踐基地；管弦系室內樂團、西安四重奏、木管五重奏、2620打擊樂團、薩克斯重奏樂團、新作品室內樂團等多個重奏組合。 

多年來不斷聘請國內外著名演奏家、教育家、指揮家為我系客座教授推動教學與藝術實踐。在幾代人的努力下，本系教學水平不斷提高，曾有多人在各專業(yè)的國內外比賽中獲獎。交響樂團，交響管樂團更是多年來以合奏課形式固定日常排練與藝術實踐，演出足跡遍及祖國各地，獲得社會各界廣泛贊譽。      

 

西安音樂學院管弦系發(fā)展歷程：

初創(chuàng)的艱難

（1949——1952）

誕生于中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即將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之時的“西北藝術學校”是現(xiàn)西安音樂學院最早的前身，當時的藝術教育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從戰(zhàn)爭年代轉入和平建設時期，百廢待興，從無到有。坐落在西安南郊18公里處興國寺的西北藝術學院，為了適應建國初期大量需要文藝干部的形勢，它的教學具有干部培訓的特點，學制不固定，教學計劃及教材存在很大的隨意性，教學管理和學生管理準軍事化，教師及教學設備極其缺乏，以管弦系教學為例，當時僅有一位小提琴教師（許濤天先生）還要教其他課程，學生選擇專業(yè)是自報于分配相結合。有的年齡相當大了才開始學琴，老師教不過來就探取交班代低班或“互教互學”的辦法。校方從上海北京等地購回一部分弦樂樂器，接受了國民黨時期的一個軍樂團的管樂器，連同他的教官(李毓南先生)和當時空政文工團，十九兵團文工團的一些管樂教師。他們包攬全部管樂的排練，每天早晨集體吹長音，搞些簡單的合奏曲，還要不是的應付一些“儀仗”任務。當時校方也想盡辦法在社會上聘請兼職教師，如廣州的麥金亮（小提琴）當時鐵一局文工團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員，但極不能滿足教學的需要。學生的求知欲望十分強烈，不免借助于其他的力量，力求提高自己與擴大視野，當時僅存的一些音響資料（主要是一些蘇聯(lián)唱片以及從上海等地購買的舊唱片），蘇聯(lián)電影，和極少來西安的中央的演藝團體及音樂家便成為學生拼命吸取養(yǎng)料的對象。1953年第一屆畢業(yè)班的弦樂組同學竟組成了雙弦樂四重奏，成功的演奏莫扎特的C大調弦樂小夜曲。第一批畢業(yè)生的分配從北京到邊疆遍及全國。解決了共和團成立初期音樂專業(yè)人才缺乏的燃眉之急。     

 

走向正規(guī)化

（1953——1960）

1953年八月在全國高等院校校系調整中西北藝術學院改為西北藝術專科學校，同時設立附屬中等藝術學校（高中部并與同年招生）歸屬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暨文化部管理，設音樂.美術兩系，可謂與全國“接軌”了。在下設的作曲，聲樂，器樂三個專修科中第一次成立了“提琴研究組”（應為“弦樂教研組”設有小提琴、大提琴兩個專業(yè)）這應該算是管弦系的鄒形。      

此時的音樂系已開始致力于正規(guī)化與專門化。提高了以教學為中心，提高教學質量的宗旨，制訂與修訂教學大綱，編審教材，添置教學設備（1956年從民主德國訂購了成套的管弦樂器）、購進教學資料（從國家與蘇聯(lián)以及東歐各國的文化交流中獲取了大量的教學中急需的樂譜與音響資料。）1954年起開始了正規(guī)的管弦合奏課，由于管弦專業(yè)門類還不齊全，專業(yè)教師只好將管弦樂隊的管樂部改變成鋼琴譜與弦樂隊合奏。就是這種困難條件下，當時的“管弦樂隊”還演奏了海頓、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部分交響樂作品及片段。      

1956年成立了西安音樂?？茖W校，設立了鋼琴管弦系，管弦此時的教師由于領導的充分重視已得到了很大的加強。教師隊伍的來源是以下三個方面：一、優(yōu)秀畢業(yè)生留校（并送出進修提高），如劉大冬（小提琴、指揮，中央音樂進修）、許沛源（大提琴，上海交響樂團進修）趙震宵（大提琴，先送東北音專后送中央音樂學院大提琴專家班進修）馬紹寬（小提琴，中央音樂學院進修）吳致祥（小號，東北音專）以及59年留校的王相乾（大提琴）等人。二、中央、上海兩地音樂學院畢業(yè)生的輸入是從1952年開始的。1953年第一屆受過正規(guī)音樂學院教育的小提琴教師王宗德來到西北音專，接著是嚴雋慧（小提琴）、李武華（小提琴）、莊家梁（大提琴）、張富山（雙簧管）以及后來的劉桐城（長笛）等人。三、從專業(yè)團體調入如王羽（單簧管）、劉燕良（小提琴）等。這就形成了早期管弦樂頗為像樣的教師隊伍。成為西北音樂教育事業(yè)開拓式的群體。教師勤于教學、藝術實踐、舉辦音樂會不斷提高自身素質，組成可能是西北最早的弦樂重奏組，演奏了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作品。學生積極向上、勤學苦練，形成了教學相長的良性局面，培養(yǎng)出一批較為優(yōu)秀的學生輸入社會，如張育鷹（廣州樂團首席大提琴）張國柱（廣州音樂骨干教師）馬耀先（小提琴）、王國棟（大管，后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等。為培養(yǎng)更高水平的人才56年開始招收了首屆附中初中部學員，使人們看到了希望。58.59年間學校迎來了最早的一批外國專家的交流活動：德累斯頓交響樂團以及在中央音樂學院講學的原蘇聯(lián)專家。較好的教學勢頭受到57-59年政治運動和左的思潮、浮夸風等的沖擊，有一定的下滑。58年“大躍進”中部分專業(yè)教師難以務“正業(yè)”，過多的勞動、下鄉(xiāng)、辦“工廠”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浮夸風使人們不知所措。     

 

調整與發(fā)展——（建院時期）

（1960——1966）

六十年代初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并出臺了“高教60條”、“文藝10條”等調整性的文件，“大躍進”中所創(chuàng)造成的一些混亂局面得以遏制，錯誤觀念得以糾正，教學秩序得以重新恢復。文化部召開了一系列的旨在穩(wěn)定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的教學工作會議（制定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工作會議等。1960年7月西安音樂學院正式成立，管弦教研組仍隸屬鋼琴管弦系，劉大冬任主任，馬紹寬任組長，教師隊伍稍有充實（劉燕良.劉桐城）。系內致力于教學質量的提高，曾總結過王宗德、嚴雋慧等老師的教學經(jīng)驗加以推廣，教學活力的復生鼓勵了教師的積極性。管弦樂隊在教師的支持下帥先在西安演出了當時剛剛誕生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和《青年》鋼琴協(xié)奏曲等。在西安引起了轟動，附中新苗的速度成長，使老師們感到欣慰。      

這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并不太長，左的思思潮即卷土重來，大約63/64年前后，前文化部做出了地方院校停辦“西洋專業(yè)”的錯誤決定（圈內人士俗稱“砍管弦”）。在學校一些有識人士的奔走之下，我院得以保住了弦樂專業(yè)。至此，鋼琴管弦系即成解體之勢，部分教師閑置。65年前后學習英雄人物，農村社教等政治運動接踵而來，教學工作則只好跟著運動走。多年來教學成果出現(xiàn)的一批較優(yōu)秀的學生組成的弦樂隊，演出了《焦裕祿之歌》.《王杰頌歌》.《社教組歌》.《（65）國慶音樂會》.《大巴山凱歌》等大型音樂會。在社會上頗有影響。形成了“以藝術實踐代替教學”的不正常的格局。學生們在實踐中得到了一定的鍛煉但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基本功訓練。      

六十年代初為社會上輸入內容王樹棠、陳建明、翟禮昌、白典福（后回校任教）、祿望平、孟昭俠等較為優(yōu)秀的學生。1963年（也是由于“砍管弦”原因）向中央音樂學院輸送了首批附中畢業(yè)生鐘建華、屈志定。      

 

文革十年——動亂中求生存

（1966——1976）

1966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中斷了66級大學及附中的招生，切斷了學校的生命線—生源，從而開始了漫長的“停課鬧革命”。管弦專業(yè)的老師們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沖擊，而被大家視為生命的培養(yǎng)人才的教學工作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多年來形成的教學生態(tài)環(huán)境被徹底破壞，學校被斥為“大染缸”、“貴族學院”，老師對學生的教育被誣為“和平演變”，教學內容被不分青紅皂白的稱為“封、資、修”“大、洋、古”，老師多年積累的教學資料被除了“四舊”。……大家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學生忙于“造反”批斗，老師疲于認“罪”檢討。尤以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為甚，西安音樂學院成了全省的典型。大批教師人格受到了侮辱，精神遭到了折磨，深深的傷害了廣大教師的感情。運動中期提出了“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但在當時狂熱的極左思潮籠罩下，人們已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原陜西省革命委員會于1971年9月正式下文竟將音、美兩院合并降格為陜西省藝術學校（中專）。使一代藝術教育工作者辛苦創(chuàng)業(yè)的成果遭到致命的摧殘。文革后期則是走“五.七”道路、“戰(zhàn)備疏散”、“教育革命”、“開門辦學”、“千里拉練”等等。      

文革中唯一與音樂教育有關的事件便是“樣板戲”的問世。老師為能在演出樣板戲中動動樂器活動活動手指而竊喜。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我系教師參與了秦腔移植《沙家浜》、《紅燈記》、鋼琴協(xié)奏曲《黃河》、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片段）、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演出。      

1972年起陜西藝校（音樂方面）開始招收了兩屆中專班（72、73兩屆），72年陜西藝術學校改制陜西省藝術學院，并于73年招收了唯一的一屆工農兵大學生。這段時間雖說大家已認識到事業(yè)還是要發(fā)展的，學還是要辦的（當時還引進了李立章、白景勝等幾位分散在社會上的優(yōu)秀人才），但客觀上階級斗爭的“弦”一點也沒有松。學校的教學談不上什么秩序和質量，三天兩頭下鄉(xiāng)勞動，搞批判斗爭，樣板戲是教學唯一可采用的東西，但老師們憑著自己的藝術良心，頂著風險在教學中夾進一些在當時不能容忍的內容，并在學校辦的“五.七”農場內安排了相對穩(wěn)定的教學環(huán)境，不遺余力的給學生以知識灌輸和技能的訓練。這階段教學工作雖經(jīng)老師的苦心奮斗，但是終因被壓抑的精神和積極性，種種禁令的束縛，周圍政治氣候的嚴酷，而不能對不正常的教學環(huán)境、低下的教學質量有所補益。這階段教學工作也為一些學生打下了一定的音樂方面的基礎，或言引進了音樂的大門。許多學生經(jīng)自己不斷的努力后來都事業(yè)有成如鄧芳（小提琴）、馮繼承（后入大學留校任教）、劉亞光（后入大學留校任教）、王敏（后入大學留校任教后赴新加坡樂團樂手）等……      

 

邁進藝術教育的春天

1977——1980

“四人幫”的倒臺，結束了十年的動亂，創(chuàng)傷深重的音樂教育事業(yè)終于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擺在人們面前的是撥亂反正、恢復創(chuàng)傷、樹立信心、致力于新生后的重建。1978年的恢復招生，給人們帶來了莫大的驚喜：文革中積累下來的一批人才一擁而至，致使恢復招生后前三屆入學學生的水平甚至部分超過了文革前畢業(yè)生的水平。這極大的刺激了老師的教學積極性，為學校添加了無比的生機。但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chuàng)傷實在是太嚴重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百廢待興，一切都要從頭做起并著眼于未來的局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恢復和重建教學秩序，創(chuàng)造相應的學習環(huán)境和良好的學術空氣，完善教學機制（包括配齊專業(yè)設置）以及重中之重的教師隊伍的培養(yǎng)。文革前管弦方面的專業(yè)設置從來未齊全過，這是西音一代管弦人長期以來的一個“心病”，這使我院從79年起便下決心培養(yǎng)人才，健全管弦系專業(yè)設置。79年10月我們請來了原中央樂團李學全、章棣和、張仁富、劉奇、司徒正文等五位演奏家來院集體講學、演出。他們精湛的演奏于廣博的知識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管弦系教學的最高目標就是培養(yǎng)未來合格的樂隊演奏家，向國內最高水平的樂隊演奏家學習應是個“捷徑”。隨之學校便分批向中央樂團等中央團體送去了一批學生作為教師的后備軍。79年10月起隨著管弦系部分教師赴京觀摩卡拉揚及柏林愛樂，送去了第一批學員，先后送往中央樂團學習的學員有：倪志杰（長笛）、張小平（長笛）、馬長青（長笛）、趙保平（雙簧管）、遲錚（單簧管）、席偉瀧（單簧管）馮繼承（大管）、米和平（大管）、王敏（圓號）、侯守安（小號）、任秋來（長號）、楊西安（長號）、苑剛（低音提琴）、劉亞光（打擊樂）……這批當時的學生大部分均成了后來的教學骨干。與此同時下大力氣誠聘分散在社會上的優(yōu)秀人才（包括早年的優(yōu)秀畢業(yè)生）來系任教如趙義勇、樊志剛、白典福。八十年代初管弦系基本上完成了專業(yè)門類的建設工作。1978年我們建立了多年來大家夢寐以求的西安音樂學院交響樂團。并與1978年12月2日舉行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交響音樂會。（1989年6月舉行了百場演出紀念，1998年7月二百場紀念，2002年2月三百場）。在漫長的歲月中由于全體教師的支持使這個基本成為了管弦樂為培養(yǎng)未來合格樂隊演奏家的有力的教學基地向國內外各大樂團輸送了大批的優(yōu)秀樂手。      

 

走向新的輝煌（上）

1980——1992

1980年學校正式恢復了西安音樂學院的建制，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歷史性事件。隨之，真正意義上的西安音樂學院管弦系也宣告誕生。前一任主任劉大冬，1984年學校調整了領導班子管弦樂由馬紹寬任系主任。短暫的迅速的恢復調整，蓄積力量的過程過后，隨著一批優(yōu)秀畢業(yè)生的留校任教，教師隊伍得到很大的充實，教學質量得以迅速提高管弦樂從而邁步走向了自己新的輝煌。     

 

（一） 濃厚的學術氣氛      

八十年代初，老師與學生教與學的積極性十分的高漲，教學相長的趨勢已形成，學生的演奏會，老師的進修匯報音樂會，學術講座，教師之間相互聽課，催人上進。83-85年間教師同學中自發(fā)組成的重奏組為雨后春筍般的繁茂，如解敏弦樂四重組，張新林銅管五重奏組，代義鋼琴五重奏組，王太平四重奏組，王瑞彤鋼琴三重奏組，施為民鋼琴三重奏組，高秦平木管五重奏組，羅林四重奏組，姜凌四重奏組，李燕四重奏組等等，十分活躍，并舉行若干場室內樂音樂會。老師進修，學生獲獎，首屆畢業(yè)班畢業(yè)音樂會皆由樂隊協(xié)奏等。其中最為有影響并取得優(yōu)異成就的是解敏弦樂四重奏組，后以“西安四重奏”名義訪美。張新林銅管五重奏組，后赴兄弟院校交流。王瑞彤鋼琴三重奏組，多次受外國專家贊賞，代表學校出席重要演出。尤其難得的是1983年以王宗德為首的老教師與樂隊合作巴赫的四重奏小提琴協(xié)奏曲。      

 

（二）茁壯成長的西安音樂學院交響樂團。      

交響樂團的發(fā)展基于我系教師在多年教學實踐中形成了一個共識：“結合中國國情，音樂院校表演專業(yè)應把培養(yǎng)樂隊演奏家（器樂專業(yè)）作為戰(zhàn)略考慮來對待”。這一點有別于國內藝術院校普遍存在的只重視培養(yǎng)獨奏人才，而對作為95%以上畢業(yè)生主要出路的、國家大量需要的樂隊演奏家（員）的培養(yǎng)都不夠重視或缺乏有力的措施現(xiàn)象。這種正確的指導思想不僅得到了國內外一些有影響的藝術家教育家的贊許和支持，同時由于我們的這種腳踏實地的求實精神也使樂隊的發(fā)展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就。      

劉大冬教授所主持的管弦樂合奏課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以合奏課為基地組建了頗有影響的西安音樂學院交響樂團。在每周六節(jié)課這個時間的“飛地”上，建立起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交響樂隊，形同一個設備齊全、功能完備的實驗室，一切按照一個專業(yè)樂團的模式行事：從編制設置、集體榮譽感的培養(yǎng)、競爭機制的建立、人員輪換制度、排練制度、樂務制度的執(zhí)行、交響音樂會演出程序的演繹、與客席指揮及演奏家合作的禮儀直至錄音收入的分配等各個角度，力圖在職業(yè)道德、職業(yè)氣質、事業(yè)心、知識面、專業(yè)閱歷、樂隊演奏知識及技巧等諸多方面塑造一個樂隊演奏家。為了克服學生樂隊人員流動太大的弱點，我們團結了一批有志于交響樂事業(yè)和在教學觀點上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師（經(jīng)過樂隊的訓練的老學生）作為骨干，以維系樂隊的相當?shù)乃?，使這個象“一壺永遠燒不開的水”（指學生樂隊新舊交替頻繁）的學生樂隊，形成一個“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格局。加之指揮及指導老師善于運用自己表演藝術方面的廣泛知識啟發(fā)，影響演奏員迅速正確的理解領悟合奏藝術的特點及作品的風格；堅持嚴格的基礎訓練，基本方法的灌輸與工作能力，適當能力的培養(yǎng)并重；并毫不例外的以舞臺藝術實踐為階段課程的終結環(huán)節(jié)等正確的教學思路，使之我們的合奏課（亦即交響樂團）不僅在兄弟藝術院校中比較突出，也為社會上藝術團體的指揮家.演奏家們所肯定。      

經(jīng)過樂隊訓練的學生，現(xiàn)在遍布美國、法國、英國、日本、新加坡、中國北京、上海及沿海諸城市，特別是西北地區(qū)的各個樂團、歌舞劇團，其中不乏優(yōu)秀的骨干人才，受到普遍的歡迎。其輻射面之大、效益之顯著是國內同行所稱道的。團結在樂隊周圍的一批青年教師，一改新中國第一代管弦樂器老師多半沒有重奏、合奏實踐的弊病，成為一支符合國際潮流的優(yōu)秀的教師隊伍。從思想和實踐兩個方面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兄弟院校所羨慕。      

合奏課的教學成果使西安音樂學院交響樂團每年有五套左右的標準交響音樂會節(jié)目，樂團除了在西安舉辦定期交響音樂會外，84年曾率團赴西北諸省巡演，普及交響樂，填充了這些地方交響音樂會的空白；86年與省樂團聯(lián)合舉辦了“貝多芬九大交響曲聯(lián)演”，盛況空前而引起了國內外反響；88年為全國復調學術會議獻演了《外國復調音樂作品交響音樂會》，開創(chuàng)了國內此領域的先河，全國有幾個刊物都做了報導；89年“西安音樂學院樂隊百場交響音樂會紀念”上演了貝多芬的不朽名作《第九（合唱）交響曲》，博得了音樂界人士及國內外同行的一片贊譽；90年與武漢音樂學院交響樂團聯(lián)合演出的交響音樂會，受到了著名指揮家韓中杰的高度評價；91國際莫扎特年，舉行了六場系列交響音樂會，這與國內專業(yè)樂團相比都是比較突出的；同年七月，上演了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聯(lián)演不衰，獲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92年上演了大型交響合唱《綠色的呼喚》，樂團還為知名度很高的《黃土地》、《紅高粱》等一批影視片配了音也在國內外獲得了聲譽；樂團幾乎擔當起了學院所有新作品的試奏工作，其中有許多在國內獲了獎，樂團為多名有成就的青年演奏家，學習成績突出的學生協(xié)奏舉行音樂會，成為這些人在業(yè)務上進去的有力后盾，樂團同時也成了這一地區(qū)與國內外著名指揮家.演奏家進行藝術交流的主要陣地。     

 

（三） 頻繁學術交流活動使我們觸摸到世界學術教育的脈搏。      

由于西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也由于學院知識度的不斷提高，使我有幸經(jīng)常能夠接觸到國內外著名藝術家?guī)Щ貋淼男畔?，這使多年來特別是文革十年中處于封閉狀態(tài)的師生大開眼界。使這個本來便是外來的藝術重新與外界（世界）接上了軌。交流，無非是請進來送出去。開放了的中國，世界著名的古城西安，再也不是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了，隨著倫敦交響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柏林愛樂樂團敲開中國的大門之后，世界各國的藝術家蜂擁而至。僅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先后來院講學及表演的管弦方面的專業(yè)（包括與交響樂團合作等）就有指揮家朱輝（新加坡）、金炳坤（美-韓）、森圖里亞、陳亮生（瑞士）、熥本英一（日）、莫依爾（美鋼琴家）、瓦爾特·菲德爾（美小提琴家）、艾爾莎·菲德爾（美單簧管）、林克明（荷大提琴）、瓦爾多（美小提琴家）、嚴平（美中小提琴家）、林昭亮（美-臺）、柯尼格斯勒（（加小提琴家）、杰·斯色丁（美雙簧管）以及大學合唱團等，國內專家有李德倫，潘一鳴等。      

1984年我們送走了第一批留學生王太平，接著是解敏、趙一勇、劉小龍、于建中組成的“西安四重奏組”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學習演奏。這一活動不僅促成我系與美國一些同類學校、專業(yè)建立合作關系，同時大大提高了我系的知名度，請看當時報刊的一片題為《活躍在美國的“西安弦樂四重奏組”》中的一些報到：請看看美國密執(zhí)安州立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布隆姆奎斯特教授西安音樂學院院長劉大冬的來信吧：“我想讓您知道：您的來自西安音樂學院的具有奇才的代表們，已經(jīng)來到這里，……他們出眾的才華，的確使我們的各個樂隊大為增色。”“您派來的弦樂四重奏組，給我們音樂學院極大地榮譽。”羅斯特羅波維奇與四重奏組同時演出后，美國《蘭辛日報》發(fā)表題為《羅斯特羅波維奇和四個西安人》的文章，其中寫到：“一場音樂會的主辦人姓名長，但很熟悉；另一場音樂會的主辦人姓名短，卻不為人知曉，來賓是西安四重奏組。”“演奏的曲目有貝多芬、海頓、和塞繆爾、巴伯的作品，有一首是中國的四重奏曲，他們的演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影響。      

與此同時，正在密執(zhí)安州訪問的美國具有世界第一流演奏水準的“茱莉亞”四重奏團，聽了他們演奏的貝多芬作品18第一首第一樂章，對他們的演奏技巧和素質，也表現(xiàn)出很大的興趣；主動提出要為他們上幾次課。對外國音樂家來說，則也是很艱難遇到的機會。      

事情經(jīng)過是這樣的：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美國密執(zhí)安州大學音樂學院弦樂系主任瓦特·福德爾教授，率領了一個三重奏小組來西安旅行演出，并在西安音樂學院授課。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聽到了由劉大冬院長指導的這個四重奏組的演出，對他們的演奏水平驚嘆不已。在古老的中國西北——這片和西方文化傳統(tǒng)有著如此明顯差異的土地上，聽到了這樣的演奏，真正是喜出望外！便決定邀請他們赴美，一方面讓更多的美國“音樂迷”們領略這些具有東方人特異氣質的優(yōu)秀表演，另一方面讓這些有才華的年輕人有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他們學成回國為我系教學帶來了國外的新成果、新信息，起到了相當?shù)淖饔?。對外交流在得益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隨著當時“出國熱”的興起，我系不少有才華的年輕教師出國學習，學成在外國就業(yè)，造成我系“人才外流”，因此而損失的人才超過10位。但從某種角度去看，此并非壞事，世界上也有了西安音樂學院的聲音。